内容简介：

让绝大数中国人知道敦煌藏经洞的就是余秋雨的这篇带着幽怨的散文，作者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散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沉重回顾，作者通过对王道士的渲染，给出了一个愚昧无知的王道士的形象。

这个曾经给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内心极大痛苦的愚昧的中国人，其实却有着另外的具有血肉的模样和人格，和余秋雨本人描述的相差很大。这也是余秋雨在此篇文章中的一个硬伤，把众多的历史积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到一个脆弱的个体身上，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绝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

王道士曾经数次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险送这些古籍到地方瑰宝，最后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这些都是余秋雨没有向此文的读者所袒露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冒死保护古籍，却连连失败的人凭借着自我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了清理当时的洞窟，出卖了珍贵的敦煌文献。

余秋雨并没有仔细的描述那段坎坷的历史，却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这也有“余”的优势，因为王道士不会和他争论，即便从道士塔里面走出来，也争辩不过这样一个所谓的为了文学痛苦并思考着的，以有知做盾牌的文人。

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

发现藏经洞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

《道士塔》鉴赏：

之一篇的名字是“道士塔”。

从余先生的文章中读到了沉重和无奈……

道士塔的主人是一个姓王的道士，他是莫高窟的罪人(历史上有记载)，原本是个农民的他辗转逃荒到了甘肃，作了道士，最后这个道士竟然当了佛教圣地的莫高窟的家。他的形象想必看过相关资料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土布的棉衣，手缩在袖子里，目光呆滞，见到银元的时候只剩下了贪婪的目光……

莫高窟既然是王道士的“家”，那也只能任有自己的主人对自己进行不经意的修饰和改变：道士雇人将洞窟用白灰粉刷一新，那股认真劲也许会让现代的人也自叹不如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对于文物粉刷一新意味着什么!传统美德中的审美与和谐在这里也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意味：道士用锤子打碎了原有的雕塑修建了天师和灵官以便使整个环境与自己道士的身份“相符”。其余的洞窟之所以没有被粉刷，是因为道士考虑到了成本，花费太多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1900年5月26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也是个伟大的日子，道士在这一天无意中开启了莫高窟这一宝藏，可是这一宝藏是在那个时代开启的，是由王道士开启的，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命运……

当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探险家，汉学家，学者不远万里向中国赶来的时候，王道士正随手拿出几件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当时也有人意识到了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可是考虑到运费的问题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众多的外国人到达莫高窟的时候，没有遇到想像中森严的守卫，只有洞外加砌的一道砖，门上一把锁，一个道士还有道士腰中的钥匙……他们仅仅用了一点点自己的银元或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成车成箱的莫高窟中的物品……王道士竟然暗自窃喜自己所得的比化缘所得要多了很多!难怪那些外国人说是他们拯救了敦煌的文化!

那些达官贵人在觥筹交错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仅仅因为运费的问题，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迅速的远离了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祖国……

王道士还是孤单的站在洞窟旁，看着绝尘而去的车轮，脸上应该有困惑吧……他没有、也不会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正在滴血……

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的莫高窟的罪人，我们可以唾弃他，可是那些无名无姓的罪人呢?他们比这个农民出身的道士有学问、有财力和能力，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罪人，那个道士最多也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道士塔”诉说了那个时代的悲哀，诉说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没想到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就这样让我深深的体会着一个苦字……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对王道士的描写是很不慎重的。“刷壁画”、“砸雕塑”这两个支撑着整篇文章的重要情节，对王道士的人格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成功地激起了许多读者对王道士的仇恨和鄙视，而这一切，竟然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之辞!这些活灵活现的“罪证”的罗织，很难让人相信是误听传闻而不是刻意捏造——本来余先生只需举手之劳核查一下历史资料，就可以避免这么低级而致命的错误。余先生因为王道士有盗卖经卷的历史污点(卖的后果对经卷有害还是有益是另一回事)，就这么轻率地把所有的污水都往他身上泼，真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对此，可怜的王道士当然不可能作出任何反驳了;而且王道士作为一个孤苦的底层人物，他的族人或后人，不会也不敢反驳像余秋雨这样高地位的文化大师。话语霸权在强者手中，弱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